“蘇州是江南文化中心城市”

——對話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

□蘇報記者 姜鋒

在中國，有這么一塊土地，承載著人們最美好的想象。地理學家稱她“水潤”，文學家稱她“詩性”，藝術家稱她“意境”，經濟學家稱她“富庶”，而普通民眾則稱她“宜居”，這就是被稱為“人間天堂”的江南。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就出自南宋大詩人范成大晚年編纂的《吳郡志》。

在昨天舉行的“志說江南·2021蘇州圓桌會議”上，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劉士林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蘇州不僅是古代中國的重要經濟中心之一，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江南文化中心城市。“我們要以‘滬蘇同城化’為契機，推動江南詩性文化在與時代的結合中更加嚴謹和精密，構建新時代主題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體系。”劉士林說。

蘇州最江南

始終是江南文化代表

蘇州是中國歷史上的江南中心城市，也是當代長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在古代江南地區，先后誕生了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四大名城，南京主要是政治中心城市，揚州是商業大都會，杭州在南宋時期的影響力一度超過蘇州，但此后再次讓位于蘇州?？傮w上看，蘇州不僅是古代中國的重要經濟中心之一，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江南文化中心城市。如范成大《吳郡志》說：“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劉士林表示，與在現代化進程中遭到不同程度沖擊、破壞的其他江南城市不同，蘇州是當今長三角地區經濟持續繁榮、文化傳承良好、最具發展韌性和可持續性的為數不多的城市之一。

劉士林說，從城市空間文脈傳承上看，素有“園林甲天下”美譽的蘇州，不僅在古代創造了“水陸并行雙棋盤”的江南特色空間格局，還以全國唯一的蘇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區實現了傳統空間的有機更新和良好傳承。而一個城市傳統和文明的延續，不僅體現在空間、布局、建筑等“物”的方面，更重要的、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是“人”，即在蘇州人日常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言談舉止中，是否還能看到這個城市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性格。在“物是人非”的現代城市化進程中，蘇州是中國和長三角“見物又見人”的杰出代表。從歷史上看，蘇州人言語文雅、性情溫和，從不顯山露水，但把大生意（以沈萬三為代表）、大學問（以顧炎武為代表）和大事業（以申時行為代表）都做到了極致，不僅書寫了“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的人生奇觀，也為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評估士大夫生命方式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標準。

當下，不少歷史文化名城門前冷落、經濟凋敝而無力保護其傳統文化，或是以財大氣粗、暴發戶的方式重建古代城市的“軀殼”，但對其蘊含的優秀文化傳統及精神價值卻全無會心。改革開放以來，蘇州不僅在經濟建設上創造了“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園區經驗”，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等方面同樣走在了全國前列。劉士林認為，盡管蘇州的流動人口和原居民在數量上已平分秋色，但和很多快速發展的城市不同，蘇州的文脈和精神不僅沒有斷裂或喪失，還完美同化了大量涌入的人口和異質生產生活要素。“我們可以把這種當代現象稱為‘中外人口和要素的江南化與蘇州化’。”劉士林說，“因此，我們不僅同意蘇州人自己提出的‘蘇州最江南’的說法，還認為姑蘇文化從古至今都是江南詩性文化的代表形態。”

“滬蘇同城化”

構建江南文化新體系

2021年，長三角地區的龍頭城市上海和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蘇州，開始聯手謀劃和推進“滬蘇同城化”。劉士林認為，從城市史上看，近現代的上海主要是因“地利”而崛起，蘇州則自古以人才輩出著稱。從滬蘇文化同城化發展角度，這也恰是上海及海派文化需要學習借鑒的。

劉士林告訴記者，對于上海而言，“經濟太發達了，城市發展太快了，反而抽空了文化生產所需要的‘打一口深井’的土壤與條件”。同時，由于這一口“文化的深井”不是通過輸入西方文化就可以解決的，因此在古代曾深深滋潤了上海的江南文化，特別是近在咫尺、以蘇州為母體的江南詩性文化，不僅應該成為海派文化創新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同時也應該對西方化、時尚化、淺表化的海派文化發揮重要的矯正、協調和治理作用。“當然，文化交流從來不是單向度的，從兩者相互促進的角度看，也可以上海的海派文化為蘇州的江南文化灌注現代化、全球化的異質精神基因和文化氣質，更好地推動江南詩性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劉士林說。

在劉士林看來，以蘇州為代表的江南詩性文化，是最符合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和“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本土思想文化譜系。以上海為龍頭的現代都市文化，是中國文化譜系中和世界文化最為密切、矛盾最小、對話基礎最好的新型國際文化形態。他表示，以“滬蘇同城化”為契機，以深度推進江南詩性文化與海派文化的包容發展為中心，推動江南詩性文化在與時代的結合中更加嚴謹和精密，構建新時代主題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體系，不僅有助于推動長三角區域文化傳承創新和開放發展，也有助于促進和引導上海蘇州及早建成一個真正的“城市共同體”。